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测算及时空演变分析
——基于2005、2008和2011年县级数据的实证
冷志明,唐珊
(吉首大学商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摘要：连片特困区的贫困是特殊的区域性贫困，减贫与发展的关键在于形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了解连片特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现状、制约因素和时空演变规律就显得十分重要。本研究基于中观的视角，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理解为产业能力、市场能力、空间能力和软实力四个维度耦合的复杂系统，通过构建多指标综合测算方法，测算了连片特困区的典型代表武陵山片区2005、2008和2011年各县市的自我发展能力，并对其时空演变特征与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整体偏低且发展不平衡；②空间能力和软实力是制约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两块短板；2005-2011年间，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各维度间的一致性逐渐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内部结构更为合理；④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空间上呈“东南部相对下降，北部整体上升”的趋势，并且产业能力、市场能力、空间能力和软实力均有自身明显的演变趋势。
关键词：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连片特困区；时空演变
1引言
2010年7月，国家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强调“今后10年是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新形势下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线”。《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进一步确定了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等11个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3地州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并指出要“以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以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可见，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是西部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本世纪第二个10年最重要的历史使命。
虽然“能力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古典劳动分工理论，而且包括后来的企业能力理论[1-3]、企业自生能力理论[4]、人的能力理论[5]以及国家能力理论[6]，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Regional self-development capacity，RSC)却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7]。国外没有“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 的概念， 与之相近的为“ 地方化能力”(Localization capability)[8]和“区域振兴能力”(Regional self-renewal capacity)[9]等概念。其中，Maskell所提出的“地方化能力”概念包含了制度禀赋、已有结构、自然资源、知识与技能四种要素在内。Saarivirta则认为“自我振兴能力”源于个人层面的学习过程，在企业、组织、机构和区域层面随时间增强。根据能力内核(开发、勘探、吸收、整合和领导力、社会资本)、本地化技术知识和集体知识的融合方式不同，可以将自我振兴能力分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形式。Pike等则指出地方和区域发展本土化需要创建新企业、发展和维护现有企业、开发和提升劳动力等[10]。关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性，国外学者的认识也不一致。Flora等虽承认自我发展能力可以促进社区建立更加可行的地方经济体系，但他们仍然认为社区的自我发展活动只能作为农村传统经济发展活动的补充，对大多数农村社区而言，自我发展能力不应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11]。而Jan等[12]和Jeff等[13]则把区域自我发展放在了较高的位置，前者强调区域自我发展战略是不同于从区域外引入新企业或企业分支机构为基础的其他经济发展战略；后者则将自我发展能力界定为一种主要依靠创业精神和本地资源的内源性发展形式，并指出社区更适合内源性发展，而且社区社会组织本身可能成为一种发展资源。
国内关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系统研究则兴起于本世纪初。周忠瑜首先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问题，开辟了国内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研究的先河[14]。后来的学者围绕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构成、评价以及构建途径等展开了系列研究。①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内涵界定与讨论。高新才等[15]、王科[16]、闫磊等[17]基于主体功能区或空间管制的视角探讨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认为界定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要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区域自然条件相区别，不能脱离国家对当地区域价值的认识和区域功能的定位，在技术和方法上要具有一定的抽象程度。而朱凯等[18]则在辨析与自我发展能力相关的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概念的基础上，讨论了自我发展能力的4个特性(自生性、扩展性、内生性、持续性)以及两个基本影响因子(要素禀赋和知识技术创新)。②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构成、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研究。成学真等[19]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由区域产业发展能力、区内企业竞争力、区域生态环境可持续能力、区域金融服务能力和地方政府调控能力构成，并基于上述5项要素构建了一个三层次、五系统、多指标、多变量的区域发展自生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郑长德[20]则根据UNDP (1998)提出的能力构建(Capacity Building)框架，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解构为家庭、企业、政府自我发展能力和区域学习与创新能力四大要素，并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指数定义为政府能力指数、企业能力指数、家庭能力指数和区域学习与创新能力指数的几何平均数。自我发展能力定量评价研究则十分有限，郑长德计算了中国8个民族省区2009年的自我发展能力指数，陈作成等[21]则测算了我国西部12省市区2006-2010年的自我发展能力状况。③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对策及相关实证研究。相比较而言，更多的文献探讨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策略。罗晓梅[22]认为专业化分工和职业家园建设是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路径；张瑞华等[23]、邵建平等[24]则指出承接产业转移和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双管齐下”是提升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向焕琦[25]、梁双陆[26]从资本积累的角度讨论了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策略，前者认为权利提升是关键，具体包括物质资本和劳动资本权利、人力资本权利、制度变迁权利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合理的交换权利体系，后者则认为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产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力是培育核
心；何代欣[27]、盛广耀[28]还从公共服务均等化、市场秩序完善和可持续发展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补充；闫磊等[17]则强调了“自生”与“外生”资源联结能力对于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重要性；郭艳军[29]等以北京市顺义区北郎中村为例探讨了农村的内生发展机理。此外，梁振芳等[30]以百色市为例对资源富集型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实践进行了探索；李泉[31]则对当前国内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研究进行了述评。从上述研究文献回顾不难发现，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地理学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关注还不够[32]。此外，现有研究虽多关注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问题，但专门以连片特困区这类特殊区域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还没有。事实上，自我发展能力缺失是连片特困区贫困的根源，地理学关注区域差异、注重综合分析的方法论特点对于揭示连片特困区自我发展能力状况、时空演变规律具有优势。基于此，本文以中国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先行先试”区域——武陵山片区为研究对
象，应用地理学研究方法对其自我发展能力的时空演变规律进行了阐释。与已有的研究不同，本文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界定为中观层面的能力，从产业能力、市场能力、空间能力和软实力4个维度构建测算指标体系，并基于县域单元测算和分析了自我发展能力的时空演变规律。
2研究思路与方法
2.1研究区域概况
武陵山片区因地处武陵山脉而得名，为湖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和贵州省4省市交界处，国土面积17.18万km2，辖71县市区，其中，湖南37个县市区、贵州16个县市区、湖北11个县市、重庆7县区（图1）。2010年末，片区总人口3645万，城镇人口853万，乡村人口2792万，境内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等9个世居少数民族。片区属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类型，境内水能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以及动植物资源丰富，素有“华中动植物基因库”之称。不过，片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基础设施薄弱、市场体系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不足，是我国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先行先试”试验区，也是当前连片特困区研究的首选样本。
2.2研究思路
现有研究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并没有形成统一界定，各自从投入要素、发展主体、发展内容等不同视角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构成要素进行分解。事实上，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不同于微观能力(企业能力、企业自生能力、人的能力)和宏观能力(国家能力)的一个中观层面的概念。一方面，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依赖于微观层面人的
能力、企业自生能力，而且是大量的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和较强能力的劳动者个体的有机组合；另一方面，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与国家自我发展能力不同，具有更强的外部渗透性和更低的外部联结门槛。因而，本文首先从中观层面界定和解构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然后，依据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各维度及相互关系构建测算指标体系、选择测算方法。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特定区域在特定发展阶段所具备的自主生长和自我造血功能，集聚区域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素并将其有效转化为产出竞争力的综合能力，在中观层面上具体表现为产业能力、市场能力、空间能力和软实力4个维度(图2)。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具有综合性、相对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等特征。其中，综合性表现为区域自发展能力是一个由多个维度构成的能力系统，各维度既自成体系又相互影响；相对性则指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一种相对度量，而且隐含了区域之间的竞争性；动态性表现为同一区域自我发展能力随时间和环境的不同呈现出动态变化，不同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相对地位随时间和环境的不同而相互更替；开放性意味着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并不排斥外部作用，强调区域对内部和外部发展要素的集聚能力和转化能力。
2.3指标体系与方法
(1)指标体系构建
由图2可知，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在中观层面可以解构为产业能力、市场能力、空间能力和软实力4个维度。进一步地，在解释各维度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指标选择的完备性、可行性、一致性、客观性原则，确定各维度的具体指标(表1)，各指标的数据均来自湖南、湖北、重庆和贵州4省市2006、2009和2012年统计年鉴。
①产业能力(Industry Capacity，IC)。产业自我发展能力指区域内产业持续集聚发展所需要素，实现产业自我循环、自我成长和自我升级的能力。这一能力通常由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程度、产业经济效益、产业能耗、产业竞争潜力等体现。由于产业是经济活动的载体，因而，产业能力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核心。
②市场能力(Market Capacity，MC)。由“斯密—杨格定理”可知，市场自我发展能力是实现市场与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发展良性循环的各种影响因素的综合，具体表现为市场容量和市场化进程的相互关系。其中，市场容量决定市场化进程的深度，反过来，市场化进程又决定了市场容量的广度，而两者的良性互动则是市场能力的客观反映。
③空间能力(Space Capacity，SC)。空间能力指空间可以通过影响产业和市场的发展进而实现自我优化的能力。其中，由第一自然(the first nature)和第二自然(the secondnature)形成的集聚力、扩散力是空间能力的具体表现形式。但由于集聚力和扩散力通常不可直接观测，需要从区位条件、交通通达性和城市化等可观测因素来间接表征空间自我发展能力。
④软实力(Soft Power，SP)。“软实力”概念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1990年提出，他认为和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一样，“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33]。后来，该概念被延伸到企业和区域层面，内容也有所泛化，涉及到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以及影响力和感召力等方面。本文对区域软实力的理解是：对集聚区域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素并将其有效转化为产出竞争力有利的除产业、市场和空间因素之外的相关因素，如教育与科技发展水平、社会服务能力、金融服务水平等。
(2)测算方法
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测算过程中，各指标权重的确定是关键一环。在多指标综合评价研究中，指标权重确定有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两大类方法。本文应用均方差权数确定法，对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进行客观、综合评价。计算之前，首先对指标体系中的相关指标进行极差变换的无量纲化处理，即，对于正向指标、负向指标分别采用公式Zij= (Yij-Ymin)/(Ymax -Ymin)、Zij= (Ymax -Yij)/(Ymax -Ymin)加以处理，式中i= 1, 2, 3,…,n，j= 1, 2, 3,…,m，分别为评价指标和评价对象的总数量。Ymax、Ymin则为所有评价对象中不同指标i的最大值和最小值，Zij、yij分别代表评价对象j不同指标i无量纲化后和无量纲化前的指标。均方差权重确定法的基本思路是：将各评价指标看作随机变量，各调控层Aj在指标Bj下的无量纲化属性值为各随机变量的取值，求出这些随机变量的均方差，进而将其归一化，最终得到的结果即为相应指标的权重系数②。
由于本研究中涉及自我发展能力各维度(调控层)及各维度下不同指标(指标层)两个层面的权重计算以及自我发展能力不同维度(调控层)和总体层面的得分测算，故具体测算步骤如下：
①调控层K中变量Zkij的均值计算：
②Zki的权重系数计算：
式中：δ(Bki)表示各县市调控层K中各指标的均方差；W(Bki)表示各指标的不同权重值。
③调控层得分均值计算：
式中：Zkj表示各县市调控层K的得分，E(Ak)为调控层K的得分均值。
④调控层权重系数计算：
式中：δ(Ak)表示各县市调控层K中各指标的均方差；W(Ak)表示各指标的不同权重值。
⑤自我发展能力得分计算：
考虑到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各维度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其中，任一维度的能力不足都可能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产生几何效应，故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合成采取如下公式：
式中：RSCj代表各县市自我发展能力的得分；Zkj表示调控层K的得分；W(Ak)表示调控层K的权重系数。
3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测算结果分析
3.1自我发展能力测算结果及区域比较
应用上述测算指标和方法，测算得出武陵山片区67县市③2005、2008和2011年3个时间截面的自我发展能力得分及排名如表2所示。
不难发现，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总体偏低，2005、2008
和2011年自我发展能力均值分别为0.3171、0.3596和0.5253，但近年来增长较快，其中，湖北、重庆武陵山片区表现更为突出。从各子区域来看，重庆武陵山片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最强，历年均高于武陵山片区整体均值；贵州武陵山片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则最弱，2005-2008年间自我发展能力不仅没有上升，还出现了微弱的下降，虽2008-2011年间有了较大幅度上升，但仍与武陵山片区整体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湖南武陵山片区和湖北武陵山片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居中，2005、2008年，湖南武陵山片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略高于湖北武陵山片区，但2008-2011年间，湖北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增长显著，反超湖南武陵山片区(表3)。在湖南武陵山片区内部，2005年，邵娄片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得分最高，为整个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最强的区域，怀化片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最弱，湘西片区第二，张家界片区第三；2005-2008年，邵娄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增长缓慢，湘西片区上升最快，为湖南武陵山片区最高，怀化片区仍为湖南武陵山片区最低；2011年，张家界片区和湘西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均值接近，为湖南武陵山片区最高，怀化片区仍为最低，在整个武陵山片区中仅高于贵州武陵山片区，为倒数第二。
从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得分排名来看，吉首、冷水江、恩施、铜仁、涟源等县级市以及花垣、玉屏、武隆、彭水等资源型县自我发展能力总体较强。作为县级市，特别是吉首、恩施和铜仁作为自治州的首府或地区行政中心所在地，对当地的资源具有集聚效应，是所在区域的增长极，因而自我发展能力较强；而资源县则由于矿产、水能等资源的开发利用，产业竞争力强，因而带动了县域的自我发展。从各子区域的比较来看，重庆武陵山片区中有较多的县市进入了自我发展能力15强县，这一比率随时间不断提高；湖北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得分排前15名的县市比率在2005-2011年间也上升了1倍；湖南武陵山片区则两极分化明显，自我发展能力得分排前15名和后15名的县市都较多，不过，近年来排前15名的县市数量呈下降趋势；贵州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得分排前15名的县市比率较低且呈下降趋势，而得分排后15名的县市比率较高并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表4)
湖南武陵山片区内部，邵娄片区和湘西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得分排前15名的县市比率较高，不过，近年来邵娄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得分排前15名的县市占比迅速下降，而排后15名的县市占比则有所上升；怀化片区则恰好与邵娄片区相反，自我发展能力得分排前15名的县市占比有所上升，而排后15名的县市占比下降了30个百分点；张家界片区2005-2011年间没有明显的变化，没有进入前15名的县，排在后15名的有1县。
3.2自我发展能力各维度的特征比较
在分析了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总体水平及区域差异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考察自我发展能力的内部结构，以便更全面地把握武陵山片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状况。根据各维度得分测算结果，可得到如表5所示的不同年份武陵山片区及各子区域产业能力(IC)、市场能力(MC)、空间能力(SC)、软实力(SP)的得分均值。总体而言，在四个维度中，空间能力得分最低，2011年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虽与其他各维度仍有差距，但差距较小。因而，武陵山片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空间能力制约型，不过，伴随近年来国家对武陵山片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投资，空间能力的制约效应已大大减弱。
虽然武陵山片区总体上是空间能力制约型，但不同的子区域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如邵娄片区为软实力制约型区域。此外，各子区域在不同时期的第二制约因素也各不相同。如2005年，市场能力是湖南武陵山片区的第二制约因素，2008、2011年则是软实力；湖北武陵山片区2005、2008年的第二制约因素均为市场能力，2011年也成了软实力；重庆、贵州武陵山片区的第二制约因素一直为产业能力。在湖南武陵山片区内部，邵娄片区在2005、2008年第二制约因素是空间能力，2011年变成了产业能力；张家界片区的第二制约因素则一直为软实力；怀化片区在2005、2008年市场能力是第二制约因素，2011年软实力替代市场能力成为第二制约因素；2005、2008年，湘西片区的第二制约因素是市场能力，而2011年产业能力成为第二制约因素。方差是描述波动程度的重要指标，可以反映系统内部不同指标的非一致性程度。本文通过计算自我发展能力4个维度之间的方差揭示自我发展能力内部结构合理程度、演变趋势及区域差异。表6给出了这一结果。显然，除了张家界片区以及邵娄片区、湖北武陵山片区的个别年份以外，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四个维度之间的方差随时间逐渐变小，即自我发展能力内部结构趋于优化。从排名来看，重庆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内部结构优化成效最为显著，由2005年的排名第8上升到2011年的第1名，方差减少0.0057。湖北武陵山片区、湖南武陵山片区、湘西片区排名相对稳定，且较为合理；而怀化片区、邵娄片区和贵州武陵山片区的排名一直靠后，自我发展能力4个维度间方差较大，结构不够合理，因而这些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得分较低或下降较快。张家界片区虽然在2005、2008年自我发展能力四个维度之间的方差较小，排名第1，但是一种低水平的协调，因而自我发展能力水平仍然较低。相反，重庆武陵山片区2011年自我发展能力各维度间方差较小是一种较高水平的协调，因而自我发展能力得分也较高。
4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时空特征及演变趋势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显示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时空演变规律，本文绘制了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各维度能力得分时空演变图(图3-7)。
由图3不难发现，2005-2011年间，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呈“东南部相对下降，北部整体上升”的空间演变趋势。其中，东南部的相对下降主要表现为邵娄片区自我发展能力相对减弱，北部整体上升则由重庆武陵山片区和湖北武陵山片区崛起所推动。此外，由于怀化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增强，武陵山片区在以“玉屏—铜仁—吉首”为轴线的附近区域，形成了一个扇形的较强自我发展能力集聚区。贵州武陵山片区和湘西片区北部、张家界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整体较弱，形成了一条弱自我发展能力带横亘于武陵山片区中部。武陵山片区南部，即湖南与广西、贵州的交界处也是一条弱自我发展能力地带。这一空间演变格局的形成与近年来重庆、湖北对其所辖武陵山片区采取大扶持、大发展的政策密切相关。虽然，湖南和贵州也对所辖武陵山片区采取了系列的扶持政策，但由于湖南武陵山片区面积大、所辖县市多、对邵娄片区关注相对较少，贵州武陵山片区基础差等原因，这两个区域出现了相对衰落。
图4-7分别显示了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四个维度，即产业能力、市场能力、空间能力和软实力得分的演变趋势，进一步揭示了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空间格局演变的机制和动力。其中，图4表明，产业能力的空间格局及演变趋势与自我发展能力总体上较为相似，并且东北和西南部整体较强的空间格局较为稳定。不过，不同的是湖北武陵山片区的产业能力一直最强，其次为湖南武陵山片区和重庆武陵山片区。重庆武陵山片区虽然自我发展能力上升迅速，但产业能力上升相对缓慢，湖南武陵山片区内部空间格局出现了部分调整，湘西片区产业能力相对下降，怀化片区相对上升，邵娄片区“冷水江——涟源”两极格局相对稳定。具体到特定县市，产业能力与自我发展能力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如沅陵和安化的产业能力较强，但自我发展能力偏低。这意味着，武陵山片区部分县市自我发展能力内部结构不合理制约了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市场能力方面，武陵山片区市场能力较强县市集聚区大致经历了“由西南、东南部向西北、东北部转移”的过程(图5)。
其中，重庆武陵山片区市场能力一直较强；湖北武陵
山片区在2005年仅有恩施和来凤的市场能力较强，之后逐渐扩散到其他县市，特别是东北部秭归、长阳县的市场能力迅速增长；贵州武陵山片区市场能力在2005、2008年均相对较强，但有相对下降的趋势，2011年，除了玉屏、铜仁、湄潭、余庆等县以外，市场能力都较弱。湖南武陵山片区市场能力空间格局变化相对复杂，2005年，邵娄片区市场能力整体较强，怀化片区整体较弱，湘西片区中吉首、花垣较强，其他县较弱，2008年，怀化片区市场能力整体上升，邵娄片区相对减弱，2011年延续了这一趋势，而张家界片区中慈利、石门的市场能力一直较强，桑植县则先增强后减弱。空间能力方面，武陵山片区的空间格局总体相对稳定(图6)。空间能力较强县主要集
中在武陵山片区北部(重庆武陵山片区和湖北武陵山片区境内)以及东南部(湖南武陵山片区的中部)，并且，在2005、2008年，东南部空间能力优势更为明显，但2011年，武陵山片区北部，尤其是西北部空间能力优势反超。武陵山片区这一空间能力格局及演变趋势与
武陵山片区的铁路、高速公路网络分布密切相关。东南部空间能力的优势来自于以怀化市为重要枢纽的铁路交通，境内有焦柳铁路、湘黔铁路和洛湛铁路经过，同时，沪昆高速、杭瑞高速以及包茂高速也使该区域的空间通达性明显增强。北部和西北部的空间能力优势则得益于宜万铁路、重庆—利川铁路以及沪渝高速。此外，近年来，重庆武陵山片区、湖北武陵山片区城镇化建设以及基础设施改善也对其空间能力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强调的是湖南武陵山片区传统的空间能力优势正在减弱、贵州武陵山片区空间能力严重缺失，需要引起重视。
软实力方面，武陵山片区软实力较强县在空间上呈现出逐渐向以县级市为中心的区域集聚，其中，以武陵山片区的中心地带——湘西片区最为明显(图7)。重庆武陵山片区的软实力一直较强并呈现出优势继续强化的趋势，这与重庆市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重视县域软环境建设有关。湖北武陵山片区中恩施市软实力提升明显，来凤、秭归的软实力也相对较强。贵州武陵山片区软实力在2005-2008年间有明显的相对下降，之后除了铜仁、万山特区以外各县的软实力均较弱。湖南武陵山片区中，湘西片区的软实力整体有较大的提升，其中，2005-2008年间上升幅度最为明显；怀化片区、邵阳片区除了少数县市如洪江、中方、冷水江、涟源以外，其他各县软实力都较弱；张家界片区软实力一直较弱。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来凤县较强软实力的影响下，龙山县的软实力也得到了迅速的提升，这可能与龙山、来凤两县一直倡导的“龙凤融城”战略，彼此相互促进有一定的关系。
5结论与讨论
连片特困区贫困是特殊的区域性贫困，要实现持久脱贫，关键在于培育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本文在回顾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看作一个由产业能力、市场能力、空间能力和软实力四个维度耦合而成的系统。然后，通过建立多指标评价体系，应用均方差权重确定法对连片特困区的典型区域武陵山片区各县2005、2008和2011年的自我发展能力进行了测算，并对测算结果及自我发展能力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武陵山片区各县自我发展能力整体偏低，且发展不平衡。2005、2008、2011年武陵山片区各县自我发展能力均值仅为0.3171、0.3596和0.5253。虽然2008年以后有了较快的上升，但总体水平仍然不高。武陵山片区内部各子区域发展不平衡，重庆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最强，贵州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最弱，湖北武陵山片区和湖南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居中，2011年湖北武陵山片区反超湖南武陵山片区，在武陵山片区中排名第二。
(2)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整体上属于空间能力制约型，即空间能力不足是制约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首要因素。虽然，2008-2011年间，空间能力有了较大的改善，但与自我发展能力其他三个维度仍有一定的差距。此外，软实力也是大多数县市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重要制约因素，在湖南武陵山片区的邵娄片区中其制约效应超过空间能力，成为第一制约因素。因而，在武陵山片区的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特别是自我发展能力建设中，加大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通达性、改善软环境仍是工作的重点。
(3)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各维度之间的一致性逐渐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系统内部结构更趋合理。2005-2011年间，武陵山片区及各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各维度之间的一致性普遍增强。在各子区域中，重庆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内部结构最为合理，是一种较高水平的协调，贵州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内部结构最不合理，湖北、湖南武陵山片区居中，这一结果与武陵山片区内各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高度一致。
(4)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空间格局演变趋势明显。2005-2011年间，自我发展能力整体呈“东南部相对下降，北部整体上升”的空间演变趋势，即自我发展能力较强区域由湖南武陵山片区向重庆、湖北武陵山片区转移。其中，产业能力的空间演变趋势与自我发展能力相似，市场能力较强区域由西南、东南部向西北、东北部转移，空间能力较强区域向北部和东南部集聚，软实力较强区域则逐渐向以县级市为中心的区域集聚。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复杂的能力系统，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其内部构成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差异，要准确地刻画并定量测算特定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并不容易。本文尝试性地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解构为产业能力、市场能力、空间能力和软实力四个维度，并以28项指标加以反映，对典型连片特困区武陵山片区各县自我发展能力进行测算和时空演变分析，所得结论对连片特困区的发展具有参考价值。但由于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尚未考虑资源丰度、交通可达性、市场化程度、科技创新能力等体现自我发展能力的指标，此外，如何体现连片特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特殊性也值得进一步探讨。不过，有胜于无，希望本文能够引起更多的关于连片特困区自我发展能力内涵、测算及时空演变方面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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