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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杰:不同民族农村居民多维贫困测量与减贫措施研究———基于重庆市渝东南土家、苗和汉族居民的调查
作者:佚名 时间:2015-04-11  点击:

 不同民族农村居民多维贫困测量与减贫措施研究———基于重庆市渝东南土家苗和汉族居民的调查

李俊杰,陈浩浩

(中南民族大学 中科院国家民委农业信息联合实验室,湖北武汉430073)

摘要:采用Alkire和Foster提出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采集来自重庆市渝东南地区295个农村居民调查数据,从教育、消费、居住、闲暇、健康和社会关系6个维度分别测量了土家、苗和汉族居民的多维贫困状况,得到如下结论:一是不论采用几个维度的贫困指标,汉族居民的贫困指数均高于土家族和苗族;二是从多维贫困来看,闲暇、教育和居住贫困是不同民族共同面对的问题;三是从单维贫困比较来看,土家族居民的贫困主要反映在教育、居住维度上,苗族居民反映在健康、社会关系维度上,汉族居民反映在消费、闲暇、健康维度上。基于此,提出相关减贫措施。

关键词:农村贫困;多维测量;民族类型;减贫措施

当前我国农村贫困正在以不同的新形式出现和积累,贫困特征从单维的收入贫困转向包含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属性的多维贫困,贫困区域从全国范围相对汇聚到集中连片特殊类型贫困地区,贫困群体逐渐集中在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对象上。农村贫困的新特征新情况带来了农村扶贫工作中出现“谁是贫困者”、“致贫原因是什么”、“怎么针对性帮扶”、“扶贫效果又怎样”等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从多维贫困视角来界定贫困居民,要用精准扶贫方式来瞄准真正的贫困家庭。减缓多维贫困目标促使我国农村扶贫工作方式包含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和国际合作扶贫四项[1]。精准扶贫任务促使农村扶贫工作需要界定致贫的关键维度。

多维贫困表现在哪些维度上呢?王小林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对我国城乡居民贫困状况进行了住房、饮用水、卫生设施、电、资产、土地、教育、健康保险8个维度的测量,发现城乡贫困远高于国家统计局以收入为标准测量的贫困发生率,贫困存在多维属性,尤其是在卫生设施、健康保险和教育上[2]。李飞对我国9省(区)9个村627户农村贫困状况进行了收入、健康、住房、教育和社会关系五个维度的测量,发现农村贫困突出表现在教育、健康和住房上[3]。吴海涛、侯宇等从性别角度对湖北省孝昌县130户农村贫困进行了教育、收入、闲暇、消费、健康和决策权6个维度的测量,发现农村家庭女性贫困程度和维度均高于男性,尤其是在决策权上明显出于弱势地位[4]。同时,还有部分学者开展了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尤其是连片特困中民族地区的专题研究。陈琦对武陵山区4省8县698户农村贫困状况进行了健康、医疗保障、教育、居住、资产和收入6个维度的测量,发现武陵山片区农户家庭存在多个维度贫困,尤其是在居住、收入和教育上[5]。李俊杰、李海鹏对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37146个贫困农户进行了养老保险、劳动力剥夺、耕地面积、收入多样性、饮水、家庭状态、通电状态和住房8个维度的测量,发现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突出表现在养老保险、劳动力剥夺、耕地面积、收入多样性和饮水上[6]。根据以上文献,我国学者在多维贫困指数测量上均采用了Alkire和Foster(2008)提出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7],并在多维贫困因素选取上均选取了教育、健康、收入(或消费)、居住等维度。同时,根据研究目的不同,又选取了具有差异化的因素,例如王小林特别选取了饮用水、教育和健康保险维度来检验我国是否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的若干要求[2];吴海涛等特别选取了决策权维度来比较不同性别的贫困程度和维度[4];李俊杰等特别选了家庭状态、收入多样性、养老保险等维度来分析民族地区的特殊类型贫困[6]。这些研究给了本文很好的经验启示和方法借鉴。

基于此,为比较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不同民族的农村居民多维贫困差异,为政府有关部门进行精准扶贫提供实践参考,本文采集武陵山片区的重庆市黔江区和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4乡镇的295个农村居民调查数据,从教育、消费、居住、闲暇、健康和社会关系6个维度测算其多维贫困指数,以此检验同一地区不同民族居民多维贫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并由此提出相应减贫措施。

多维贫困理论及测量方法

本文采用Alkire和Foster提出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度量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不同民族居民贫困状况,其中多维贫困测量方法简述如下。令N代表调查总人口数;M为贫困维度数;Zj是维度j的贫困线或受剥夺阀值,j为某个维度;Yij是第i个居民在第j个维度上的具体取值。对于矩阵Y,可以定义一个贫困矩阵P,当Yij<Zj时,Pij =1表示Yij处于贫困水平;当Yij>Zj时,Pij =0表示Yij处于非贫困水平;定义Ci代表第i个居民忍受的总的贫困维度数。如果同时考虑K个维度,K不超过M;Fk表示考虑K个维度时的贫困识别函数,Fk =[Pi]。当Ci>K时,Fk(Yi;Z)=1;当Ci<K时,Fk(Yi;Z)=0。

在识别了各维度贫困状况后,采用Alkire和Foster(2008)建议的多维贫困指数M = HA来对维度贫困进行加总。M为多维贫困指数;H表示贫困发生率,H = Q/N,Q为同时存在K个维度贫困时的总人数;A = | C(K)| / | QM |表示平均贫困份额,C(K)为确定K维贫困条件下,被认定为贫困个体的受剥夺值总数。为了简化起见,在计算M时,不同维度赋予均等权重。进一步深入测量不同维度对M的贡献份额,根据Alkire和Foster的分解元,本文从教育(x1)、消费(x2)、居住(x3)、闲暇(x4)、健康(x5)和社会关系(x6)分解M,其中n(xj)为第xj维度的数据矩阵。

数据来源与维度贫困线确定

1.数据来源及描述。为了解不同民族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状况,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3年7月对重庆市渝东南地区的农村居民调查。调查涉及黔江区和酉阳县的4个乡镇,有效样本量为295个居民。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4个乡镇选取了1个典型村。每个村根据人口规模确定样本人数。采取分层抽样和机械抽样的方法,确定到户到人,由此确定水市乡87人,石会镇86人,板溪镇69人和毛坝乡53人。

为了对农村居民多维贫困指标进行测算,本文采用教育、消费、居住、闲暇、健康、社会关系6个维度度量贫困。根据表1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一是调查者以土家族为主,土家族比例为68.8%,苗族人口比例为14.2%,汉族比例为17%,这符合实际情况,黔江区和酉阳县为重庆市主要的少数民族散杂居和聚居地;二是调查者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初中学历比例为43.1%,另外高中或中专、小学也有一部分样本;三是调查者消费水平较高,平均消费8834.5元;四是调查者居住条件一般,以砖混结构为主;五是调查者闲暇时间较短,57.6%的居民每天外出劳动超过8小时;六是调查者健康状况较好,以比较健康或一般为主。

2.多维贫困指标及贫困线确定。根据重庆市渝东南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各个维度的受剥夺阀值,各个维度指标内容如表1所示。获取的教育维度数据为离散变量,教育贫困线为初中水平,即当教育程度值大于4为教育维度贫困;消费贫困线采用国家统计局2011年公布的2300元贫困线;居住维度为离散变量,居住贫困线为土木结构,即当居住结构值等于1为居住维度贫困;闲暇维度用于调查人口娱乐和休息的时间,这里用劳动时间离散变量表示,劳动时间越长说明调查者闲暇时间越短,闲暇贫困线为每天外出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即当闲暇程度值等于3为闲暇维度贫困;健康维度数据为离散变量,当健康贫困线为较差或非常差,即当健康程度值大于3为健康维度贫困;社会关系维度数据为调查者每年参加村活动次数,当活动次数等于0为社会关系维度贫困。

多维贫困测量结果

1.各维度贫困发生率。调查人口总体、土家族、苗族、汉族在6个考察维度的贫困发生率如表2所示。从教育维度来看,调查人口总体教育贫困发生率高达26.8%,说明26.8%的调查者受教育程度都在小学或小学以下,其中土家族教育贫困发生率高于总体水平,更高于苗族和汉族居民。从消费维度来看,调查人口总体消费贫困发生率达10.2%,即10.2%的调查者年消费支出低于2300元。根据表1,受访者平均消费支出为883.5元,说明农村居民内部的消费支出差距较大,其中汉族的消费贫困发生率高达14%,高于总体水平,更高于土家族和苗族。从居住维度来看,调查人口总体居住贫困发生率为30.9%,说明将近有1 /3的农村居民住房结构为土木结构,其中土家族的居住贫困发生率高达34%。从闲暇维度来看,调查人口总体闲暇贫困发

生率为57.6小时,其中汉族居民的闲暇贫困发生率高达70%。从健康维度来看,调查人口总体健康贫困发生率为15.9%,即15.9%的调查者健康状况较差或非常差,其中苗族和汉族居民的健康贫困问题尤为突出。从社会关系维度来看,调查人口总体社会关系贫困发生率为13.9%,表明13.9%的调查者一年内没有参加任何村集体活动,其中苗族社会关系贫困发生率最高,达到16.7%。从不同民族单维贫困比较来看,土家族居民的贫困主要反映在教育、居住维度上,苗族居民反映在健康、社会关系维度上,汉族居民反映在消费、闲暇健康维度上。

2.多维贫困估计结果。为了综合评价土家族、苗族及汉族的贫困状况,本文采用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分别估计不同民族农村居民多维贫困指数及其维度贡献率,结果列于表3和表4中。

从1个维度的贫困来看,汉族居民多维贫困指数最高,为0.263,其次是土家族和苗族。汉族居民的贫困主要反映在闲暇维度,闲暇维度贡献率为44.3%,说明汉族居民工作时间较长,工作压力相对较大。土家族和苗族居民的贫困也是反映在闲暇上,闲暇维度贡献率均超过35%。说明重庆市渝东南农村居民外出工作时间都较长,闲暇时间相对较短。

从2个维度的贫困来看,汉族居民多维贫困指数最高,为0.203,其次是苗族和土家族。汉族居民的贫困主要反映在闲暇和教育维度,闲暇维度贡献率为32.8%,教育为19.7%。苗族居民的贫困也是反映在闲暇上,另外教育、居住和健康也是主要影响贫困的因素。土家族居民的贫困主要反映在闲暇和居住维度,闲暇维度贡献率为27%,居住为23.6%。说明除了闲暇贫困外,教育贫困也是重庆市渝东南农村居民贫困的突出现象。从3个维度的贫困来看,汉族居民多维贫困指数最高,为0.123,其次是土家族和苗族。汉族居民的贫困主要反映在闲暇、教育、居住、健康维度,闲暇维度贡献率为27%,教育为18.9%,居住和健康均为16.2%。土家族居民的贫困反映在教育、居住和闲暇上,苗族居民的贫困则是反映在闲暇、教育和居住维度。说明除了闲暇和教育贫困外,居住条件对重庆市渝东南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越来越大。

从4个维度的贫困来看,汉族居民多维贫困指数最高,为0.043,其次是土家族和苗族。汉族居民的贫困主要反映在教育和健康上,消费、居住、闲暇也有一定影响,教育维度贡献率为23.1%,健康为23.1%,其余均为15.4%。土家族居民的贫困反映在教育、居住、闲暇和社会关系上,苗族居民的贫困则是反映在闲暇、社会关系上,其他维度也有一定影响。说明除了闲暇、教育、居住贫困外,社会关系和健康条件对重庆市渝东南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越来越大。

从5个维度的贫困来看,只有汉族居民具备五个维度的贫困特征,多维贫困指数为0.017。汉族居民的贫困主要反映在除闲暇外的其余五个维度上。说明在重庆市渝东南地区,汉族居民比少数民族居民的贫困特征更复杂,致贫因素更广、贫困程度更深。

农村居民减贫措施制定

本文采用Alkire和Foster(2008)提出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利用来自重庆市渝东南黔江区和酉阳县4乡镇的295个农村居民调查数据分别测量了不同民族居民的多维贫困状况,由此提出如下减贫措施。

1.农村减贫瞄准机制应从瞄准收入调整到多维贫困领域。以往的扶贫项目以区域开发为对象,以瞄准收入提高为目标,以贫困群体参与为工作方式,由此导致真正的贫困群体无法有效利用扶贫项目,区域开发式扶贫项目导致扶贫资金像撒胡椒面式的缺乏规模效益和边际效益。因此,农村减贫瞄准机制不能仅仅以收入作为识别贫困人群的标准,还需要考虑贫困的多个维度属性,让扶贫项目瞄准真正的贫困群体,实施精准扶贫,让扶贫资金用于真正的贫困群体。

2.农村减贫项目和政策应具有均衡性和特殊性。研究发现,不论采用几个维度的贫困指标,汉族居民的贫困指数均高于土家族和苗族。因此,从均衡性角度看,农村减贫项目和政策应当同样关注民族自治地方的汉族居民;从特殊性角度看,农村减贫项目和政策应瞄准贫困群体的特殊贫困属性,而非特殊民族属性。

3.建立健全贫困群体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从多维贫困分析来看,闲暇、教育、居住贫困是不同民族居民共同面对的问题,也是当前农村贫困环节中最需要解决的方面。政府应该建立能够促进贫困群体在当地就业的相关政策,以缓解外出务工带来的农村居民闲暇贫困以及相应产生的社会问题;政府应该完善贫困家庭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保障制度,从放宽入学资格、学杂费减免、生活补助等方面促进贫困群体接受更多教育以提高人力资本;政府应进一步改善贫困家庭住房条件,加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力度。此外,政府应建立健全贫困群体医疗保障机制,提高农村医疗服务水平,降低贫困群体就医成本,加大实施医疗救助制度等等。

4.千方百计提高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从单维贫困来看,消费贫困在不同民族居民中贫困发生率在10%左右,全国农村居民收入贫困发生率在2013年为8.5%。如果简单地将消费贫困等同于收入贫困,则调查样本贫困发生率略高于全国,由此说明农村减贫项目和政策都要以直接或间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为主,从而降低他们的消费贫困,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5.关注少数民族居民的权利贫困,吸纳更多少数民族居民参与公共活动和服务中。从单维贫困来看,少数民族居民在社会关系维度上贫困发生率高于汉族,因此要强化村庄选举中少数民族贫困群体的参与力度,同时在农村减贫项目和政策实施中吸纳更多少数民族贫困居民参与其中。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EB/OL].[2011-12-01].http://politics.people.com.cn /GB/16468855.html.

[2] 王小林,Sabina Alkire.中国多维贫困测量:估计和政策含义[J].中国农村经济,2009(12).

[3] 李飞.多维贫困测量的概念、方法和实证分析———基于我国9村调研数据的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2(9).

[4] 吴海涛,侯宇,曾燕芳.多维贫困视角下农村家庭性别贫困度量[J].统计与决策,2013(20).

[5] 陈琦.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的多维测量及政策意涵———以武陵山片区为例[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3).

[6] 李俊杰,李海鹏.民族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量与扶贫政策创新研究———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

学报,2013(3).

[7]Alkire S,Foster J.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C].OPHI Working Paper Series,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