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引致生态贫困的基本过程与形式浅析

程蹊1，陈全功1，程兵2

（1.中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2.贵州省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国家税务局，贵州 安顺561028）

摘要：生态贫困的产生有自然和人为两种原因。近20年来，生态贫困的人为原因主要是政府和企业的工业化行动。工业化引致生态贫困有三个基本过程和形式，一是工业化造成土地占用和退化，二是工业化导致地质灾害发生，三是工业化导致污染源扩大。这三个过程和形式均影响农民的生产生活，导致收入降低、生活质量下降，从而使其陷入贫困状态。在我国中西部生态保护区，各级政府应提高认识、加强监管，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纾解工业化与生态贫困的紧张关系。

关键词：工业化；生态贫困；基本过程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愈加突出，由人为破坏生态环境而带来农民贫困的现象也频繁出现。中西部民族地区在发展工业，特别是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发展了一大批污染型、浪费型的工业企业，造成当地生态环境恶化，农民利益受损，贫困状况加深。这种生态贫困的形成，不是自然禀赋，而是人为后天造成的；并且，这种人为生态贫困的负面影响更为深远，几代人会因此而遭罪。但遗憾的是，基于各种利益关系，有关政府部门对此类贫困的产生原因并不认同，一些媒体报道也是闪烁其词，学术界也缺乏相关的调查研究，致使这种工业化人为生态贫困问题成为“黑箱”而被忽视。当前，中西部民族地区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调整、居民生活改善、社会关系缓解、生态环境保护等发展任务相当繁重，工业化与减贫目标时常出现矛盾，急切需要相关理论研究和官方结论予以解释“工业化生态贫困”问题。本文尝试分析工业化引致生态贫困的基本机制和形式。

1生态贫困的基本类型

本文所分析的生态贫困，是从广义上界定的，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生态的恶化，物的贫困；二是生态环境附着人的生活状况恶化，人的贫困。本文所论的生态贫困，就是指因自然或人为原因造成生态环境破坏，进而导致所在地居民生活条件恶化、生活质量下降。这一定义下的贫困标准，比国家收入贫困线标准要丰富一些，既强调因生态恶化造成收入损失低于贫困线、生活状况下降，又强调居民在恶化生态下的脆弱性、生产生活不可持续性。2011年8月2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曾将生态贫困分为四类：一是气候贫困，指不利自然条件、特别是全球气候变化引起经常性自然灾害（如干旱、雪灾、洪灾、冰雹灾、霜冻、沙尘暴、台风），导致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和产品被剥夺情形。据估计，到2015年中国大约有20%受此威胁。二是水贫困，指水资源被污染或饮用水匮乏，在中国2008年贫困人口中分别占6.3%和10.5%。三是地质贫困，包括地震、山体滑坡、坍塌、泥石流、地陷等。四是生物贫困，包括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火灾和草原火灾。以上四种生态贫困造成的贫困人口2000～2009年平均为400多万人，2009年接近480万人，占贫困人口的范围从26.1%到38.3%①。本文所谈论的生态贫困，基本上包括了以上四种类型，例如在武陵山区，生态贫困主要是水贫困、地质贫困、土地退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贫困。

同时，本文关注生态贫困的侧重点是其人为形成原因。已有研究认为，生态贫困的形成有自然和人为两种原因。其中，人为原因又可以分为农民生产生活活动、政府和企业行动等。例如于存海以内蒙古为例说明农牧区生态贫困问题的出现，深层原因是农牧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对生态系统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1]；孙燕红和宗跃光以兰州榆中县为例说明当地农民为摆脱贫困、获得足够的生存资源而毁林开荒、陡坡种粮，导致水土流失、生态恶化、自然灾害频发，形成生态贫困恶性循环[2]；陈芳淼等认为舟曲县2010年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的主要人为因素是持续森工生产、贫困驱动的经济畸形发展、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以及管理力度不足[3]。我们认为，只要有人类活动，就会有与此相连的环境和生态问题，人为生态贫困是一个必然现象。近20年来，生态贫困的人为原因主要是政府和企业的工业化行动。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支持这一判断，例如李诚指出，民族地区尤其是边境民族社区的贫困多表现为生态型贫困，其产生原因之一是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引进一大批高污染、高能耗的制造业和矿电业，从而加剧了环境污染，形成贫困与生态破坏的恶性循环[4]。鲍青青等也认为，由于人类社会活动，如人口迅速膨胀、经济快速发展，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生态贫困的产生在所难免[5]。特别是在中西部生态脆弱区或生态保护区，生态贫困的发生概率更高。遗憾的是，由于官方的态度和统计数据的缺乏，我们很难知道我国生态贫困人口的规模、发生概率。学术界一般用间接指标来估算生态贫困。例如，陈南岳粗略地用生活在生态敏感地带的贫困人口数量来表示其规模，估算2000年全国农村约有2400万人口属于生态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80%[6]。胡鞍钢和童旭光尝试用纯粹的生态贫困人口比重和安全饮用水覆盖率两个指标来衡量生态贫困，其中纯粹的生态贫困人数具有经验统计性质，青海生态贫困人口由2000年的41万下降到2007年的20万左右[7]。以上两项研究容易引来质疑。理论上，生态贫困人口应该是真正由生态环境破坏而造成的，前项研究高估、后项研究则低估了生态贫困人口规模。

2工业化引致生态贫困的基本过程

工业化一直被认为是中国降低农村贫困的主要渠道和成功经验。例如章元等认为，中国首先通过城市倾向政策推动工业化，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帮助贫困农户进入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部门就业获得更高收入，进而脱离贫困陷阱[8]。我们认为，通过工业化减少农村贫困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什么地区适宜工业化，二是什么样的工业化。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生态保护区是不宜大搞工业化的，特别是那些带有污染和破坏性的工业。中西部民族地区，大多是生态保护区、限制开发区或禁止开发区，如果发展化工、医药、冶炼等工业，必然破坏本地生态环境，影响当地居民生活。正如赵跃龙和刘燕华指出，全国西部各省区低水平的工业化会加剧生态环境的脆弱，导致生态贫困和环境脆弱的恶性循环[9]。这样的工业化是一种“负”工业化，可能短时期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提高政绩，长期看只会加剧农村贫困。工业化引致生态贫困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例如，W. W. Goldsmith和R. Wilson就以巴西东北部为例，说明扭曲的工业化会导致生态问题，进而导致更严重的贫困和社会不公平[10]。其中，工业化直接引致生态贫困的基本过程和轨迹，可以用图1表示：

3工业化引致生态贫困的主要形式和路径

3.1工业化对土地的侵占而带来的生态贫困

工业企业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厂房、园区和配套生活居住区的建设，需要占用一定量的土地；而土地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这就必然会形成矛盾。在当前地方政府大力推进工业化的情形下，不可避免占用农民土地（包括耕地），导致失地农民增多，一些人由此陷入贫困之中。

据国家有关部门领导介绍，我国每年因工业化推进正常占用农村土地达到400多万亩，其中，耕地约达200多万亩，意味着每年有100多万农民失去耕地②。据民进中央所做的调研预测，到2020年我国失地农民总数将超过1亿③。韩长赋曾撰文指出，一些地方盲目兴建开发区，乱批滥占耕地的现象十分严重；2003年下半年进行的清理开发区工作表明，全国共有各类开发区6015个，规划面积达到3.5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台湾省，圈占的耕地中有40%多闲置④。据国家土地总督察办公室分布的公告显示，2012年对全国460个开发区、工业园区规划及用地情况开展督察，发现实际规划土地面积1144.8万亩，其中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361.95万亩，违规圈地面积近三成⑤。各地在征用土地过程中，暴力事件不断发生，农民财产、利益、生命受到威胁，远比生态贫困问题要严重得多。例如，武陵山区是全国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之一，区内不宜大力推进工业发展。但我们调查过的重庆、湖北、贵州和湖南等武陵山片区县市，几乎各地都建有工业园区（或称为开发区、新区），占用大量农地。武陵山区可耕土地本来较少，工业化占用农地情况如果不加制止，将会形成更多的贫困人口。全国人大代表、湘西州猕猴桃产业协会会长田儒斌曾呼吁[11]，要保障武陵山片区开发进程中失地农民的权益，要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让为工业化、城镇化贡献土地的农民走上小康道路⑥。这从侧面说明，武陵山区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因工业建设占用农地而形成生态贫困的情况不在少数。

3.2工业化导致土地退化而形成生态贫困

如矿产开采导致土地裸露或沙化，在风力和雨水作用下，发生沙尘暴、泥石流等灾害，影响农民生产生活，产生生态贫困人口。《经济参考报》曾报道呼伦贝尔草原因煤炭开采和化工企业污染，以每年2%的速度退化，严重影响了当地牧民的生产和生活：一是放牧面积减少、严重超载，二是生活用水困难⑦。再例如，化工、皮革加工、纺织等工业行业所产生的污染物容易导致土壤肥力下降、有害物质增多，无法种植农作物，农民生产基础丧失，形成生态贫困。《中国经济周刊》曾报道云南个旧锡矿开采中致使土地污染，曾经富饶的土地已经无法耕作，农民们没了生路。该报道指出，除了云南、广西，还有湖南、四川、贵州等重金属主产区，很多矿区周围都已经形成了日渐扩散的重金属污染土地，生态贫困情形严重；并指出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而这些粮食足以每年多养活4000多万人⑧。2013年，湖南镉大米事件引起人们对工业化造成的生态问题广泛关注，实际上，数据显示，我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防治形势十分严峻，并且还呈现不断加剧的趋势⑨。近年，武陵山区矿产开采工业发展迅猛，必然会带来同样的土地污染和退化问题。贵州铜仁万山“汞都”因开采汞矿所产生的废渣，导致约10万亩耕地受污染，涉及10万多人，生态贫困产生的根源应得到重视⑩。

3.3工业化引致地质灾害形成的生态贫困

采矿业是中西部自然资源丰富地区最愿意推进的工业产业，但是，这一行业容易引发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形成严重的生态贫困情形。例如，2010年8月18日，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事故造成38人死亡54人失踪。据报道，该灾害发生地的山体在开采铁矿，开采的废渣以及松软的山体形成宽度达300米的泥石流将整个矿业公司覆盖，唯一一座通往矿厂的石桥被冲毁（11）。2013年1月11日，云南昭通市镇雄县果珠乡高坡村赵家沟村发生山体滑坡灾害事故，造成14户46名村民全部遇难、直接经济损失4550万元，附近小学和周边150户群众亟需搬迁，受害村庄附近煤矿被疑是灾难黑手（12）。中西部民族地区富有锰、硒、铝、铅锌矿、大理石、磷矿、铁、煤等矿产资源，开采业也是重要的工业部门，应注意由矿产开采带来的地质灾害，防止形成生态贫困。

3.4工业化导致污染源扩大而形成的生态贫困

根据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各种工业产业均会产生一定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声光等污染物，影响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环保部主管的非政府组织）2010年对我国8省18个工业园区调查，发现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问题，其中涉及水污染的有18家，占100%；涉及大气污染的有14家，占78%；涉及固体废弃物污染的有3家，占17%。该会提供的《关于我国部分工业园区环境问题的调查报告》指出，一些东部地区淘汰的高耗能高污染工业成了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眼中的“香饽饽”，污染转移现象严重，县市级工业园区的污染问题更多^（13）。

例如，武陵山区部分县市为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正在引进化工、医药、纺织、电子等产业，加上已有锰、大理石等采洗业，产生的废气废水不容忽视。笔者曾于2010年8月从重庆黔江区到彭水和酉阳县调查，途中看到原本湛蓝天空中冒出股股浓厚黄烟，清清峡谷被黑黄流水混合冲刷⋯⋯《湖北日报》2011年4月27日曾报道湖北长阳锰矿企业黑水污染清江，周边河水不能饮用和灌溉，橘子树被熏枯萎，附近村民生产生活严重受影响，形成生态贫困^（14）。

4结论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新时期，不仅对生态环境的直接负面影响加大，也会出现粮食减产、人口集聚、房价上升等局面，进而对山区农民创收和生活带来间接负面影响。民族地区应重视此“二化”交织形成生态贫困的可能性，防止因“二化”带来农民群体生活质量下降。各地方政府应重视全国生态规划和各地区生态功能，正确认识“负”工业化现象；中央政府应加强监管，并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纾解工业化与生态贫困的紧张关系。

注：

①Ecological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eco-purchase system design,People’s Daily Online,2011-08-02,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100668/102793/102812/7458448.html。

②失地农民年均达百余万 保护耕地成新农村关键，新华网，2006-03-09，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2006-03/09/

content_4279202.htm。

③刘声：国家应出台法规保障失地农民权益，《中国青年报》，2009-03-14，第2版。

④韩长赋：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求是》，2004年第22期，第6～10页.

⑤陈仁泽：土地总督办：开发区工业园区违规圈地面积近三成，刊登于《人民日报》，2013-03-23，第10版。

⑥田甜：提高武陵山片区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刊登于《湖南日报》，2013-03-9，第3版。

⑦郭煦：呼伦贝尔近半可用草原退化 工业化遭疑，刊登于《经济参考报》，2010-8-13，第2版。

⑧李妍：中国土地重金属污染之患，《中国经济周刊》，2011-2-22.

⑨若一：全国1/6耕地重金属污染 修复污染耕地恐花数万亿，刊登于《经济参考报》，2013-06-17，第3版。

⑩每日经济新闻：“汞都”万山转型之痛：10万亩耕地受汞污染，2014年02月28日，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xwzx/gnsz/

gdxw/201402/28/t20140228_2388261.shtml。

（11）云南贡山泥石流发生地23天前刚发生泥石流，刊登于《扬子晚报》，2010-08-19，新华报业网，http://www.yangtse.com/。

（12）云南山体滑坡村庄附近煤矿被疑是灾难黑手，刊登于《重庆晨报》：2013-01-12，第4版，http://cqcbepaper.cqnews.net/cqcb/

html/2013-01/12/node_24.htm。

（13）中华环保联合会：关于我国部分工业园区环境问题的调查报告，刊登于《中国化工报》，2011-10-24，http://www.ccin.com.

cn/ccin/news/2011/10/24/204509.shtml。

（14）长阳锰矿企业黑水污染清江，刊登于《湖北日报》，2011-4-27，第12版。

参考文献：

[1]于存海.论内蒙古农牧区生态安全、生态贫困与生态型反贫困特区建设[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6（5）：26～30.

[2]孙燕红，宗跃光.城乡统筹视角下基于生态修复理念的生态贫困研究——以兰州市榆中县为例[J].河南科学，2010（6）：752～756.

[3]陈芳淼，胡跃高，赵其波，等.青藏高原东缘生态环境脆弱区形成的人为原因及对策探讨[J].林业资源管理，2013（5）：25～30.

[4]李诚.社会政策视角下的生态型贫困与民族社区发展问题[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0（6）：109～111.

[5]鲍青青，唐善茂，王瑛.生态贫困初探[J].资源与产业，2009（5）：111～114.

[6]陈南岳.我国农村生态贫困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环境，2003（4）：42～45.

[7]胡鞍钢，童旭光.中国减贫理论与实践——青海视角[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106～112.

[8]章元，许庆，邬璟璟.一个农业人口大国的工业化之路：中国降低农村贫困的经验[J].经济研究，2012（11）：76～87.

[9]赵跃龙，刘燕华.脆弱生态环境与工业化的关系[J].经济地理，1996（2）：86～90.

[10]Goldsmith W W, Wilson R. Poverty and distorte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Brazilian Northeast [J]. World Development, 1991, 19(5):435-455.

[11]田儒斌：保障武陵山片区开发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J].民族论坛，2013（4）：15.